The unforgettable fifteen days—from the spring festival to lantern festival 2020.
舰桥博士
按语：中国的全民抗疫已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一位一直关心中国的外国学者请我谈谈抗疫期间的所见所思。于是有了这篇文章。我把它的中文版放在这里与网友共享。我知道文章的开头三段对于国内网友是多余的，但为了与英文版保持一致而留了下来，请网友们见谅。我不知道的是它到底对网友有没有帮助，只能忐忑着试试吧。
春节是中国民间最隆重盛大的传统节日，是集祈福攘灾、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除夕的家庭团圆，形成了中国一个月内35亿人次的人口流动。中国为此发明了一个特有名词叫“春运”。而新春的贺岁活动更是内容丰富，热闹喜庆，到处充满着浓浓的年味。这些庆祝活动从春节一直延续到中国农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
中国春节通常都在每年的公历二月份。但是今年的春节来得特别早，1月24日就是春节的除夕之夜，相当于西方的圣诞节平安夜。这一天，我所居住的这座中国南方滨海城市，街上到处张灯结彩，花团锦簇，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喜庆祥和之气伴着和煦的春风弥漫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想起宋代宰相诗人王安石的名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可是到了吃年夜饭时，突然听到了一则令人不安的消息。湖北省武汉市新近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大有漫延之势，为此武汉市已经宣布“封城“！政府号召大家采取各种必要的防疫措施，如戴口罩、常洗手，取消聚会，减少外出，甚至居家隔离等等。
最热闹、最快乐的节日一夜之间变成最寂寞、最焦虑的日子。大年初一开始，街上除了快递小哥，几乎看不到人影。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人的安全，大部分人都足不出户，实行自我隔离。笔者也不例外。每天在室内，只能通过电视、广播、网络和微信获取与疫情有关的各种信息，以了解疫情发展、国家应对、百姓反应、友邦态度，等等等等。多亏信息时代，虽然坐井观天，却能窥见人间百态，风雨千般。中国有两句古语，一是“疾风知劲草“，一是“患难见真情”。这样的大难临头，也许更有利于我们体会人间冷暖，辨清宦吏忠奸，鉴别朋友真假，反省自身对错。因此，这半个月的隔离观察与思考，让人感触良多。
抗击疫情，撼天震地。
这次武汉疫情的发展异常迅猛。从确诊病例数目的增加速度可见一斑：1 月24日830 人，25日增至1287人，26日1975人，27日2744人，28日4515人，29日5975人，30日7711人，31日9692人，2月1日11823人，2月2日14488人，2月3日17254人，2 月4日20520人，2月5日24324人，2月6日31161人，2月7日34546人，2月8日37198人，2月9日40171人，而且病死率不低，平均每天几十人。
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应迅速，决策果敢，措施有力。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同一个问题在短短的10天内两次召开会议，这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没有先例。更重要的是，会议特别强调“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会议对当前的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部署。1月25日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后，总书记亲自指挥，总理亲临武汉一线指导。2月3日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听取了疫情防控工作的汇报后，进行了”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解放军实施总动员，打响了一场举国抗击疫情的可歌可泣、撼天动地的人民战争。全国各地向武汉迅速增援医护人员，紧急运送医疗物资，大量调集生活资料。全国平均每天有800多名医护人员增援武汉。每天向武汉输送各种物资数百万吨。解放军更是直接接管了一些重要的医疗机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里，在武汉神速建成了两座现代化流行病医院：雷神山医院和火神山医院，大大改善了抗疫条件。雷神山、火神山两座医院的迅速设计谋划、迅速动员建设的过程，展现出中国建设队伍在重大战役中高超的指挥调度和统筹协调能力，生动体现了中国现行制度的优越性。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实施战时运输模式，既要坚决阻断疫情传播，又要保障抗疫人员、物资、器材、设备的快速流通，保障疫区生活物资的正常供应。同时作出了乘客无偿退票的规定，尽可能减少疫期的人员流动。全国基层社区严格实行网格化管理，积极采取防疫检查与隔离的严格措施。全国十几个省市对口支援湖北省十几个地区，以解决当地医疗资源紧缺的燃眉之急。全国春节假期延长到2月2日，学校、幼儿园推迟到2月底开学。总之，中国几乎采取了一切应该采取和能够采取的措施抗击疫情，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中国的医学科研机构日夜奋战，迅速分离出病毒毒株，测试出基因序列，争分夺秒研制有效药物和疫苗，并及时实行病毒信息的国际共享。中国对疫情的反应和投入，在人类抗击流行病史上，堪称速度空前，强度空前，规模空前。中国快速、高效、大量地调动国家资源以应对紧急事件的能力举世瞩目。加上中国抗疫行动的透明性与国际担当，所有这些都赢得了国际卫生组织和众多外国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和崇敬。国际舆论称赞中国为人类抗击流行病树立了典范和标杆。
赤子情怀，感天动地。
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自古以来就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始终不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担当。在这次与病毒的搏斗中，全体中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在民族的危急关头，表现出感天动地的赤子情怀，催人泪下。大年初一，全国各地的许多医护人员，得知疫情后立即决定中止家庭团聚，纷纷请愿要求驰援武汉的抗疫斗争。作为医护人员，他们不会不明白驰援疫区意味着什么，但“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有的甚至在写着“不计报酬、不管生死”的请愿书上，按下血红的手印。84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长时间深入抗疫一线。武汉一传染病医院院长，拖着得了绝症的病体，一瘸一拐地日夜奋战。他说，正因为自己时间不多了，更要格外珍惜时间，加倍抓紧工作。一位女护士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感染了病毒被送入病房医治，治愈当天就提出立刻重返岗位的申请。一位传染科主任医生，得知一个科主任、自己的好友在岗位上不幸染毒病危，将不久人世，不禁潸然泪下。但他很快擦干眼泪，投入工作。他说：战友倒下了，但战斗还在继续，我不能有片刻的迟疑和耽搁。许多民营公司、社会团体，国内民众、海外华人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捐物。阿里巴巴捐款达10亿之巨。韩红的爱心慈善基金会募捐资金近3亿。一个南航墨尔本返航广州的航班，舱内空无一客，全是澳洲华人为了及时把物资运送回国内，号召大家购票后把无偿捐助的救援物资放在自己的座位上。
面对人类的共同敌人，绝大多数国家和民众，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发达还是发展中，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都表现出了高尚的人道精神和国际情怀。特别是巴基斯坦等欠发达国家，决意要与中国休戚与共，尽其所能援助中国的抗疫斗争。2 月5日，柬埔寨首相洪森特意访问中国，亲临现场声援中国的抗疫斗争。许多国际友人和普通民众同样积极捐款捐物，人道主义精神令人感动。除了中国以外，法国、澳大利亚、美国等众多顶尖医学科研机构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赶制疫苗的全球攻坚战。2月8号国际卫生组织决定于2 月12日在日内瓦举行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国际论坛。而当某国的政要声称中国的疫情有利于工作机会流向他的国家时，立即遭到包括其本国在内的国际舆论的广泛批评，斥责这种言论无知无情，近乎幸灾乐祸。
认真反省，别有天地。
2003年非典爆发，中国曾经陷入极大的被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中国陷入更大的被动，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是不是在同一个地方跌了两跤？而且这次比上一次跌得更重，摔得更惨。但是，有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有全体国民的众志成城，艰苦卓绝，有国际力量的大力支持，大家对打赢这场对病毒的全面抗战抱有必胜的信心。中国一定赢，中国必须赢！但即便赢了，中国这一次可不能再好了伤疤忘了疼。而应该深刻总结、认真吸取教训。关于这个严肃而沉重的话题，笔者人微言轻，说与不说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同样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信条的驱使，冒昧谈四点管见。
第一，建立健全高效的防疫体系是保障平安的根本途径。防疫工作的重心是“防”而不是“抗”。对于任何传染病，都应该以防为主。防比抗容易，防比抗代价要低很多。因此应该在它流行之前，一方面要采取措施严防其传播。一方面深入研究它，测出病源体基因序列，研制出有效药物和疫苗。这样病毒就不大可能传播，即便传播了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危害。中国早在2018年就在武汉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也初步了解其潜在危险，中央电视台还作了广播。中国国家疾病控制中心2019年12月就已经知道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已经传染到人，甚至预测了疫情即将爆发。张继先医生12月29日通过组织报告了疫情，李文亮等八位医生12月30日在网友圈提醒大家警惕疫情。但为什么国家从中央到地方没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为什么相关部门和研究机构不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制造药物和疫苗？非要等到暴发了再来“抗击”？这里的原因也许不止一个，但至少包括了中国目前防疫体系不健全特别是防疫法规和防疫组织不健全这一重要因素。如果防疫法规不完善、防疫队伍不健全，工作职责不分明，工作落实不到位，这样的防疫体系就不具备快速反应、有效运作的功能，充其量只有在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强力推动下才能发挥作用。而实践证明这样发挥的作用往往是滞后的。因此，必须从立法上、组织上采取有力措施，让防疫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违法必罚，违章必究。让防疫队伍实现组织完善，职责分明，保障有力，运作高效。
第二，改善卫生环境、提高国民文明素质是防疫、抗疫的重要基础。历史经验证明，疫情的暴发往往与社会的卫生环境和群众的不文明生活习惯紧密相关。而疫情发生后发展的快慢，同样与社会的医疗卫生条件和民众的素质息息相关。感染人群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隔离，疫情就会在疫区迅速漫延。疫区人群如果不以大局为重，大量流向非疫区，外部地区将很快遭殃，其后果不堪设想。这次武汉疫情在当地传播如此之快，与没有及时隔离、有效治疗紧密相关。病毒之所以迅速漫延到全国各地甚至国外，不能不说与疫情发生后，恐慌之中数以百万计的人口离开武汉有关。历史表明，疫情发生时，不同的国民素质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会对疫情的后续发展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当年欧洲发生黑死病疫情时，同样有大量的疫区人员流向非疫区，造成将近一半人口的死亡。但在英国也有一个疫区与非疫区交界的村庄，全体村民虽然已被传染却宁可就地病死也不逃向非疫区，从而以自己的牺牲保护了相邻的村民。他们的信条是：宁可死亡也要把善良传给后代。要在短时间内大幅改善全社会的医疗卫生条件，对任何国家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中国目前已经较有财力物力，更有迅速调动国家资源集中使用的体制优势。只要国家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财政投入，民间社团和企业积极响应，广大民众主动配合，就一定能够做到。而提高国民文明素质决非易事，中国更是任重道远，但只要从健全法律法规与加强教育两方面入手，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较快实现。
第三，科学的用人制度是防疫抗疫的组织保障。事实已经反复证明，如果一种用人制度，使得被用干部只在乎上级领导而不在乎下级和群众，那他们就会惧上不惧下，进而欺上而压下。为了显示所谓的政绩，让上级满意，有些干部就会报喜不报忧。发生疫情显然多少会影响相关官员的政绩，他们因而就可能产生拖报甚至瞒报疫情的动机。但是，疫情的侦测与报告恰恰必须分秒必争。疫情报告如同火情报告、战情报告，生死攸关，十万火急。任何的拖延和隐瞒都是对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危胁，都是滔天之罪。当年非典之所以酿成大祸，跟疫情报告不及时有关，如今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同样也有相同的原因。这次疫区的一些官员，面对突发疫情不但没有尽快向市民发出警报，火速采取防控措施，而是千方百计地隐瞒、拖报。只想维护自己的“政绩“，不在乎百姓的死活。会出现这样的官员，应该从用人机制上找原因。拿出腕骨的勇气，改革用人机制，从根本处解决问题。
第四，深究罪责、严惩罪人是杜绝后患的必要措施。疫情从本质上说属于天灾。但天灾的为患往往借助于人祸。这次疫情的肆虐正是如此。严重问题之一是相关机构和相关部门向国民迟报和瞒报疫情。正是这一迟报和瞒报加剧了疫情的当地漫延和外地传播。不同的岗位、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责任。在这里对三个部门和机构略加分析。
1.中国疾控中心。2020年1月22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向世界著名医学刊物英国的《新英格兰通讯》投送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论文。这篇论文预计：“通过分析12月10日至1月4日期间发病病例的数据，来估算疫情的增长速度，因为我们预计在12月13日武汉疫情正式宣布之后，发现的感染比例将很快增加”。由此可见，他和他所领导的中心知道这种病毒具有高传染性。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在面对国内大众时却说：大家放心过年，冠状病毒不会人传人。疫情可防、可控、可治，不要相信谣言。一经发现造谣者，立马严惩不贷。就在他忙于撰写论文、叫大家放心过年的半个月时间内，武汉数百万人口流向全国各地。他到底良知何在？职业道德何在？在他撰写论文之前，即1月5日之前，中国疾控中心向有关上级部门报告疫情了没有？提出对策建议了没有？如果没有就是严重的失职！这类似于总参作战部收到敌军马上要对本国发动核打击的确切情报，作战部长却只是组织一班人马把它写成一篇爆炸性新闻拿到报社投稿！千古奇闻，万年遗臭！
2.武汉疾控中心。作为武汉地区疾病监控前哨阵地的武汉疾控中心，对于本次武汉流行病大爆发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整个疫情酝酿和爆发的过程中它发挥了多大作用，是正面还是负面作用，相信中央调查组一定会调查清楚。在这里不妨提供一些相互关联的事实。2019年12月10日武汉出现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12月26~29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张继先医生陆续接待7个与该病有同样病症的患者，并及时报告领导，12月30日李文亮、刘文等8个医生在微信圈提醒大家要警惕新型肺炎，1月10~11日累计7名医务人员发现被传染，1月15日中国疾控中心内部发文，启动一级应急响应，1月16日发布通报：不排除有限的人传人。就在这传染性疾病开始流行的危急关头，武汉宣布封城的4天前，即1月19日，武汉疾控中心主任竟然发表电视讲话，断言此次新型肺炎传染性不强。一个疾控中心在疫情来袭时不是唤起民众警惕，向政府献计献策积极防控，而是继续麻痹大众。这也好有一比：敌军的核弹正向本国领土飞来，作战部长对国民发表电视讲话：不要紧，敌人核弹的当量不大！千古罪人啊！如果不是第二天钟南山院士明确宣布该病毒会人传人，中央进而决定采取封城的果断措施，中国将万劫不复！
3.省市政府部门。疫情发生后，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有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看到的是，中央决定武汉封城之前，这两级政府并没有全力以赴，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抗击疫情。相反，封城之前武汉灯红酒绿，莺歌燕舞，大型集会此起彼伏，机场、车站、码头人流涌动。半个月之内，数百万人流出武汉。更有甚者，当地政府部门对于发生疫情的消息进行封锁。对在媒体上发布疫情消息的人士进行打压。武汉市公安局把在网上发布疫情消息的李文亮（已经于2020年2月7日死于新型冠状病毒，享年34岁。）等八位医生当作“造谣”者传唤至派出所加以训诫，施以惩处。另外，如果没有领导的意图，1 月19日武汉疾控中心主任岂敢发表麻痹公众的电视讲话？如今疫情祸及全国，殃及世界，两级政府该当何罪？
再者，国民感到十分困惑的是，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说，中国早在1月3日起共30次向国外通报了疫情和防控措施。而国内绝大多数民众正式得到疫情通报却迟到大年三十，也就是1 月24日。发生在中国的疫情要先向外国人报告，而且报告那么勤，中国人却要晚3周才有知情权，这是为什么？
这一次，深受其害的国民真是忍无可忍了！纷纷在各种非官方媒体愤怒发声，强烈要求依法对防疫中的失职者、渎职者特别是企图掩盖疫情的罪犯彻底清查，严惩不贷。2月7日，经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网民对此反应热烈，并且希望国家监察委员会也将派出调查组赴中国疾病控制中心认真调查。他们说，还原真相，就能稳定人心；呵护正义，就能凝心聚力；捍卫法治尊严，更能凝聚起团结一心的强大力量。还白衣勇士们一个清白，给祸国殃民者应有下场，向全国人民作出交待。否则，不仅天理不容，而且这种人间惨剧还将重演。
如果以上四条教训能够吸取，有理由相信中国的防疫工作必将展现一片新的天地。
